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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自hexun新聞

二胎房貸 各家銀行二胎房貸利率比較2014怎麼貸款比較會過件工會主席直選隻是工會改革第一步

中國產品的海外競爭力主要源於廉價的勞動力優勢,據現有數據顯示,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卻逐年降低。在勞資雙方談判中,勞方幾乎永遠處於弱勢地位,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就在於工會儼然是企業或政府的一個部門,很難真正代表、維護工人的利益,今年開始的深圳的工會領導人直選,或可成為重啟改革第一步。本報記者 徐偉 實習生 巫秋君工會去行政化勢在必行時代周報:5月27日,深圳市首傢企業進行工會主席直選,同時深圳市總工會宣佈,今年到期換屆的163傢企業工會將嘗試由工會會員直接提名和選舉工會主席,而不再由資方指定,各位對這項改革如何評價?羅仲偉: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中國的企業工會是一個性質特殊的職工組織,跟西方國傢的工會截然不同。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原有工會的性質和功能都會隨著時代變化而進行改革。深圳已經走出瞭這一步,盡管它是被動的,因為出現勞資糾紛,職工提出重選工會的訴求,但能對公共體制的組織領導人采取民主化選舉,無論如何是很好的現象。對於深圳做出的嘗試,政府應該支持,深圳此舉可能開創瞭我國工會的新篇章,成為一個轉折點,值得充分肯定。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工會的民主化不隻是直選主席這麼簡單,這還隻是邁出瞭第一步,盡管這一步很重要。改革是漸進的,帶有試點和探索的性質,中國企業工會要進行更適合市場經濟發展的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梁小民:長期以來,我國的工會基本上是一個行政機構,國有企業的工會主席是公司領導班子成員,民營企業與合資企業的工會主席往往也是由企業任命並支付工資的,其結果就是工會很難代表工人的利益訴求,所以直選改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以前,在遇到勞資糾紛的時候,工會通常會站在資方,而不是勞方,所以工人利益受侵犯的事時有發生。現在由工人直選工會主席,工會就可以代表工人的利益,比如當工人與企業就工資進行談判的時候,工會領導人就可以作為工人的代表參與談判。但假如工會是官方組織,那麼這種談判就毫無意義可言,因為不管怎麼談,都會是工人利益受損。吉峰:從農民工的根本權益角度來看,工會的性質,以及工會的價值和意義,在於農民工群體的自我組織,隻有自我組織才會有真正的生命力和代表性。在這一點上,我們發現深圳要成立163傢工會的這些企業不是農民工自己組織起來的,依然是“體制工會”。根據《工會法章程》,工會是由一個企業所在的農民工群體主張成立,然後他們自我成立籌備組,選出工會主席,報給當地街道辦政府,由街道辦政府代表區政府、區總工會進行資格合法審查,合法審查通過以後再進行工會主席、副主席以及工會委員的投票選舉,這樣的工會才是真正代表農民工群體的。時代周報:雖然工會主席不再由資方指定,但他仍然受雇於企業,由企業發工資,那麼在出現勞資沖突的時候,工會領導是否仍然會站在企業一方,而非代表員工的利益?梁小民:所以,僅僅直選是不夠的,還需要進行工資制度改革。工會領導的工資不能由企業支付,而應該靠工會成員交的會費來支付。如果工會力量很弱,承擔不起工會領導的工資,那麼政府或上級工會就應該予以一定補貼。這是後續的改革,如果沒有工資制度改革,工會仍然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羅仲偉:沒錯,我們必須考慮工會的獨立性問題。歐美國傢一般沒有企業工會,而是行業工會,行業工會囊括若幹具有同等性質的企業,工會組織的活動都是整個行業來做,比如罷工,就是整個行業的罷工。企業要向行業工會交會費,這是法律規定的,不過工會的財務必須向交費的企業公開。而日本是企業內工會,工會建立在企業中,為勞資雙方談判提供平臺,在企業內部有專門的工會基金,這也是由法律規定的,這個基金就是工會的活動經費及工會委員的工資。不管是歐美還是日本,它們的工會獨立性都很高,因為財政是獨立的,就能夠維護員工的利益,代表員工來談判。我們的情況不一樣,工會對企業決策沒有作用,也不具有和資方談判的功能,頂多是負責員工的福利(發點洗衣粉之類),在黨的領導下,作為一種群眾組織。我們在探索工會的性質和功能上,還有很多路要走。目前理論還不足,但實踐先走瞭一步,這是一件好事,但總體上工會是個什麼東西,沒有說清楚。我國的企業工會實質是中國政治體制在微觀企業層面的表現,以後會走到哪一步,並沒有頂層設計。現在深圳的改革得到瞭省委書記的贊許,應該會走得比較快。勞方的領導人出現以後,能夠反映員工的訴求,再來推動工會參與到企業的決策過程,進一步維護企業勞動者的利益,平衡利益相關者的關系,這樣就會慢慢發揮作用。工會主席的直選還是會增強工會在企業中的決策作用,直選出來的工會主席會有壓力,因為員工希望他能夠在企業決策中發揮作用,這就跟任命的主席不一樣瞭。我們必須在財務上、政治上給工會獨立的地位,這是非常重要的企業治理改革,如果實行行業工會可能會比較好,因為一旦企業出瞭事,大傢都來聲援,要跟整個行業來談判,而不是單個的企業,這樣的好處是同一行業的均衡比較好,減少矛盾,這是協調資源配置的方式。吉峰:我剛才講,工會的價值和意義在於,它是農民工群體的自我組織。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廣東省工會主席鄧維龍在金融危機期間,在報紙上發表公開講話,說大部分的工會都不是真正的工會,都是企業工會。另一個例子是沃爾瑪,前幾年在全國總工會支持下,沃爾瑪的各個分公司都成立瞭工會,這表面上看好像上面的工會在幫農民工維權,但是幾年過去瞭,我們今天再回頭來看,當初被全總要求強制成立的工會在哪裡?去年,沃爾瑪進行瞭大規模裁員,工會是否有能力維護員工的權益?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亟待激活時代周報: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提出已有十多年,但仍然形同虛設,工人的待遇難以真正提高,工會直選是否有利於落實這一政策?羅仲偉:工資集體協商效果的確不好,應該要積極發揮工會的作用,參與公司治理。但現在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有一個問題,即員工流動率太高,一線勞動力流動率每年達到70%以上,員工太不穩定,這對中國人力資源的積累是不利的,最後導致企業主普遍的短期化行為。這麼高的流動率,與工會在工資集體談判中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有關,因為不能獲得理想的工作待遇和福利保障,所以員工就對公司缺乏忠誠度,流失率很高,而企業主也隻能被迫進行短平快的經營。如果工會能夠發揮工資集體協商的作用,代表工人出面,把工人的訴求表達出來,並爭取得到保障,那麼工人的流動率就會降下來,各種企業投機行為也就會減少,但是現在關鍵是要明確工會的性質和功能,不然就名不正言不順。梁小民:工資協商是企業治理的重要內容,企業不可能和所有的工人談判,而且也不一定所有的工人都是理性的,其要求也不一定合理,所以隻能和工會談判,這就要求工會領導必須有專業的能力。在美國,比如康奈爾大學,有一個勞動學院專門培養工會領導,工會領導要會認清形勢,做出準確判斷,還要有談判能力,不是什麼人都能當工會領導的。比如企業經營困難,工人還老要提高工資,這當然不可能。所以工會相應的權利、地位和作用,應該有規定才行,不能動不動就鬧罷工。如果工會的作用能得以發揮,那麼對提高員工待遇,必定會有好處。在西方國傢發展的過程中,工人的利益不斷受到保護,福利待遇越來越高,這其中有國傢立法的進步,也與工會的努力有關,工會直選是保護工人利益的一個必要措施。吉峰:集體協商制度提出來十多年瞭,但是並沒有得到根本落實,原因比較復雜,一個是政府不支持,一個是工會不作為,即使企業員工想在集體協商上有所作為,也受到限制。我們可以采取漸進式改革,首先要激活政府、企業、員工三方協商機制,這種機制雖實行瞭多年,但從來沒有真正發揮作用,而且已經變成瞭打壓與“和諧”的機制。名義上是三方,實際上隻有政府一方,或者政企兩方有話語權,農民工沒有,這樣三方機制不能正常發揮作用,要想發揮出來,就必須靠第四方力量介入,即靠社會相關方把它激活。這幾年,我們看到,在發生勞資沖突的時候,農民工要求自主成立工會或改組工會,要允許社會第四方進入,勞資兩方都有這種權利。因為談判包括很多專業知識和法律程序,要賦予雙方平等的權利,農民工可以請律師事務所、學術機構等他們認為能夠代表自己利益和主張的一方介入。第四方介入可以監督勞資雙方談判過程當中是否依法。除瞭我們常說的“三方機制”,其他的都是社會方,包括媒體、學術機構、司法、仲裁以及相關的社會組織。媒體公開報道,讓信息得到公開,過程得到監督,勞資關系自然走向良性,這樣工資協商機制就不會流於形式。工會發揮作用需完善頂層設計時代周報:既然直選工會主席隻是第一步,那接下來還要做哪些工作,才能使工會的作用得到更好的發揮?梁小民:首先,我們要完善《工會法》,這樣工會的作用才能得到保障。其次,讓大的企業試行工資協商制度,然後再推廣到其他小企業,因為大企業員工總體素質比較高,工作相對穩定,有足夠能力來交會費,而小企業恐怕很難一下實行,他們的工作相對不穩定,流失率高,可能沒有交會費的意識。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難一下子實現。維護勞動者的權利,根本而言還是要靠立法,包括工會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行事,而不能超越法律。工會是工人組織,絕不是黑社會,立法賦予的權利,要通過工會的努力來實現,但工會的作用必須在法律規定下發揮。另外,我們的教育可以設立專門培養工會領導人的專業,就像職業經理人一樣,可以有職業工會領導人。羅仲偉:工會改革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首先在最高層要對工會重新定位,包括工會的性質功能、工會在企業中的結構、工會跟黨的關系等,這種頂層設計是最根本的,這樣工會下一步改革才有方向和目標。定位好瞭後再去滿足這個目標,給它配置資源。至於是要實行西方的行業工會,還是如日本的企業內工會,我們都可以去借鑒。深圳走出瞭一步,反映瞭一種呼聲,反映瞭從下而上的改革需求,這種底層需求反過來倒逼頂層設計。我們改革30多年的經驗都是從基層萌芽,但是最終推動都是從上到下由中央發文件、發決議來進行的,這是中國改革的特征。吉峰: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主要是履行法律規定的內容。比如說《工會法》總則第二條就規定,農民工完全有權利自我組織工會,雖然要報批,但是一旦批準就合法瞭。也就是說,《工會法》並沒有不許農民工自己組織工會,隻能由上級派。當農民工真正主張權利的時候,隻要有關部門不去打壓,力所能及地履行自己的責任,那麼農民工主張的權益就能得到徹底的實現。市、區兩級政府要堅決履行《勞動法》可以讓員工成立工會時,不要把申請遞交給街道辦工會,而是直接遞交給市總工會,這就是一個比較實際的措施。因為市級工會跟街道辦差得很遠,而且市總工會不受區工會領導。當有人把成立工會的申請遞給市總工會的時候,會馬上派人介入,協助農民工自我組織成立工會,起碼在程序上避免瞭街道辦總工會打壓農民工。另一個措施,尤其在深圳,工會實行垂直化行政領導,市、區、街道辦三級工會是屬於業務領導,而不是行政領導,導致區級和街道辦工會完全傾向區、街道辦的地方經濟發展需求。所以可以改革一下,區和街道辦工會不再歸地方政府領導,而直接歸市總工會領導。羅仲偉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梁小民國務院特邀監查員,國傢價格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工商大學教授吉峰深圳勞資關系發展論壇秘書長

新聞來源http://news.hexun.com/2012-05-31/1419536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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